虽然郎咸平的观点有故意扩大讨论对象的倾向，仅靠案例分析也无法扩展到整个中国总体，但是不管怎样，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存在，我更关心他立论所依据的事例。官僚资本主义，这个只有在老蒋时代才有的词，非常适合用来描述今天的中国社会。官僚资本主义就是大资产阶级（一般为具有寡头和垄断地位的金融资本家）和zf官员勾结，大资产阶级寻求权力寻租。他们共同组成既得利益集团维护行政权和司法权，甚至是立法权中的集团利益（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到现在为止还是那么有效）。在此判断上，合法的企业法人和普通的自然人很少有维护自己利益的机会，因此只有加入利益集团或靠近利益集团才有可能获得较好的生存。如果按照老郎的分析，中国社会处于革命的边缘，呵呵，那是不可能的，我党控制着军队呢，民间没有枪和刀，你怎么和它暴力相拼？自己看着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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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中国是人吃人的社会,郎咸平说
zjwzlcw 发表于 2006-4-16 14: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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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在《亚洲周刊》上的文章摘录如下:
　　“我认为目前中国的社会，是处在一个以片面理解的经济发展观为唯一导向的、最原始的人吃人的初期资本主义阶段，而这个腐败阶段正是欧洲两百年前****革命的温床。中国经历了那么多年的患难，打倒了西方帝国主义，赶走腐败的蒋介石政权，到头来片面强调经济发展的导向，又极为讽刺地把中国带回了两百年前以及类同蒋介石政权的腐败窘境。对外而言，这种单纯强调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重蹈日本覆辙──出口激增、以邻为壑──带来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的贸易与汇率的制裁。对内而言，各地政府放弃了本身职能，变成了个大商贩，招商引资、卖地筹资搞政绩工程，盲目发展经济，造成中国特有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大量浪费现象。
　　
　　表面上看，中国的GDP每年以百分之九的水平高速增长，但却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说，全国省级统计数据约有四成水分，县级高达八成，如果再扣除环境污染的成分，按照中科院的计算，大幅缩水的GDP还要再缩减七成八，而且还以每年两千亿美元的利润形式流向海外。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这种资源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所造成的能源浪费是先进国家日本的九倍，欧洲的五倍和美国的二点五倍。其他问题如固定资产投资效益低落、四分之一城镇有着严重的政绩工程等更是不胜枚举。
　　
　　这些经济表面现象的恶化还不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中国社会在以简单的经济发展为纲的改革开放下，整个土壤变坏了，变成了一个人吃人的社会才是最令人担忧的。举例而言，我在二零零四年提出「国退民进式的国企改革让少数国企老总暴富，而同样贡献的职工却被贱价买断工龄」这种社会不公现象时，主流经济学家的答覆令我感到震惊。他们认为民企比国企更有效率，所以应该进行改革，就算改革中出现一些腐败问题也是可以接受的。
　　
　　国企改革天怒人怨
　　
　　我在此必须郑重地申明，我谈的绝对不是国企或者民企谁有效率的问题，而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相当多的案例显示，国企收购者贱价买断工龄，将下岗职工推向社会，由失去了国企的政府和社会大众来负担，但收购者将国有资产据为己有或铲平工厂就地起高楼图利自己，但是改革成本却由全社会负担，这就是我所批评的天怒人怨的改革。这些收购者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置下岗工人于死地，还能吃得饱、睡得好，甚至在台上口沫横飞地大谈自己「产权改革」的成功经验。我不懂他们怎么还能这样毫无羞耻心，甚至还睡得着觉。
　　这个坏土壤所孕育出来的既得利益者处理「教改」的手法更是匪夷所思。虽然大学仍是公立大学，由政府补贴，但是政府却允许大学巧立名目、提高收费，让大学教职员中饱私囊，而其成本却由社会最底层的穷人负担，因为大学乱收费的结果阻断了农村子弟唯一脱贫致富的管道。但我们看不到一点既得利益者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与同情，反而以市场化为手段，以个人利益为目的，透过教改，大事搜刮，中饱私囊。更有甚者，在这个社会一切往「钱」看时，北大和清华的教职员利用前人苦心经营的校誉，搞了个北大系和清华系的企业集团，在股市上呼风唤雨，操纵股价，利用北大清华的清誉坑害股民，图利自己。
　　
　　类似的现象在医改问题上也是让人扼腕痛惜。所谓的「市场化」的医改措施，让穷途末路的病人挂急诊病号竟然要先交付保证金，否则放在走廊上等死，难道我们的医院连一点最起码的人性关怀都没有了吗？医改的结果，不止穷人看不起病，甚至连一般人也视去医院为畏途。
　　
　　此外，腐败的地方政府官员和地产开发商合谋，利用黑道对付手无寸铁的拆迁户的手法更是令人发指。为了逼迫拆迁户接受不公平的补偿，不但利用黑道直接殴打当事人，甚至威胁当事人的子女。在腐败的司法制度下，拆迁户投诉无门，甚至连主动协助拆迁户打官司的律师，竟然也被利益团体利用腐败的司法力量将其入狱，置于死地。中国大地什么时候竟然变成了一个人吃人的社会？
　　
　　当老百姓投诉无门而转向司法体系寻求正义时，老百姓得到了什么待遇呢？基本上是中午吃原告晚上吃被告的待遇。在很多时候，司法机构包括法院和公安不是故弄玄虚的不受理，就是和利益团体勾结，侵害百姓利益。
　　
　　当老百姓的权益受损，因投诉无门而上街游行抗议冲击地方政府的时候，地方政府是什么处理态度呢？军警围剿甚而对外宣布是国外恶势力操纵，民众因而被捕下狱。你竟然看不到一点地方父母官解决百姓困难的情怀，那种人吃人的凶狠劲让人感到寒心。
　　
　　行政暴力侵吞民有资产
　　
　　更有甚者，目前中国这种人吃人、侵吞弱势群体的水平，还上升到了行政暴力侵吞民有资产、司法暴力审判、行政暴力合法的超高水平。最着名的例子当推港商嘉利来的股权被侵吞案。一九九五年，香港嘉利来与北京市二商集团、北京恒业房地产公司组建公司，共同开发世贸中心项目。二零零零年时，二商集团个别项目负责人垂涎于嘉利来的股权，于是勾结社会恶商，买通北京市工商局以及北京市外经贸委的个别公务人员，组成合谋团夥，侵吞嘉利来股权。
　　
　　二零零一年年底，嘉利来提起行政覆议，商务部其后撤销了北京市商务局的行政批覆，但北京商务局拒不执行。其后经国务院领导批示，国务院法制办查核后，国务院办公厅零三年七月责令商务部等单位督促北京市商务局立即执行中央政府行政覆议决定。八月十四日商务部也明确再次要求北京市商务局立即执行。为遮掩商务局违法行政的错误，北京二商集团依据伪造的复印件合同，在北京市二中院起诉商务部，北京市二中院竟然判中央政府败诉。北京市政府内部的腐败分子这种操纵司法、暴力判定行政暴力合法的判决将尽失民心，而严重动摇国本。
　　
　　这些年来农村的衰败也不遑多让。三农问题的严重，让人感到怵目惊心。农村破败的基本原因，还是因为农产品的附加价值远低于工业品的附加价值，因此经济越高速发展，农村就相对地越破败，而其必然结果就是农村资金大量流入城市追求高附加价值。但是农村资金缺乏的结果，是与各种权力高度相关的地方干部亲属和非农经营业主，透过高利贷进一步剥削穷困不堪的农民。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温铁军教授的调查，类似于国民党时期的高利贷在很多农村地区就重新泛滥起来，而且情况是极其严重的，与国民党时期的乱象相比，毫不逊色。举例而言，月息在一点五至二分之间的民间高利率借贷占了百分之二十点五；月息二分以上的高利贷约占百分之四十三。其中月息二分至四分的高利贷占了百分之十八点二，月息超过四分的恶性高利贷占近百分之二十五。而且目前农村的农民借款中只有百分之十一的借贷是用于农业再生产，其他百分之八十九的借款都是消费性的借款，而不会投入生产的循环使用，因此就很难想像百分之八十九的借款者用什么来还钱。此外，高利借贷与买卖婚姻、赌博等现象相关，诱发了一系列的民间纠纷，有的债主请黑道讨债，有的发生斗殴致伤，还有的与黑恶势力结合，殴打无力还贷的农民、强行拉牛抓猪，影响了基层的政治稳定。
　　
　　其他少数既得利益者剥削社会大多数人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例如上市公司剥削股民、民企老板克扣民工工资等等现象，我们见得少了吗？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把中国这个古老传统的国家带到了这个绝境呢？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块土壤出了问题，我们这块土壤的坏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所仅见。”

新京报：那么，一所优秀的大学，应当具有怎样的气质和面貌？
丁学良：最好的大学培养出来的人，不能不讲就业和工作所需要的技能。但是，这只是其教育理念中非常有限的部分。它是必要的部分，但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好的大学培养出来的人，必须有非常高尚的理想主义，同时又能在他（她）那个年龄，在他的生活经验中能够找到比较切合实际的，能起一点作用的途径和方式，为他生活的这个社会的进步做一点事。而且，他对人类社会的公正、正义有一种关切，也能够找到一些途径去参与，行动。最好的大学，必须要有这样的功能。它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是没有技能的，在职业上，他不能是个失败者，不能长期没有饭碗。这是必要的。这三点是一个三脚架。